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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2. 汪曾祺都讀些什隔離區2麼書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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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現代人讀書之困,或有心而無力,或有餘力又四顧茫然。關乎如何讀書、讀什麼樣的書, 汪曾祺先生曾提出建議:“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,或有志成為作傢的青年,應該博覽群書,但是可以有所側重,有所偏愛。 ”

            今天,我們推薦這份汪曾祺的“閑書書單”,以供讀者參考。這些書門類繁雜,各具趣味,均對汪先生的書寫有所增益,從這份書單中 ,我們也可以一覽他大致的閱讀史及對讀書的態度。

            原標題《汪曾祺的書單 》

            作者 | 段春娟

            前段時間看到消息,說汪曾祺先生生前的書房已整體遷移至高郵的汪曾祺紀念館中。作傢蘇北寫過《汪曾祺的書房》一文。想來這是他晚年住房條件改善後才整理出的。他自己原也說過生性隨便、不藏書、不做筆記之類的話,但不能否認,汪先生絕對是個酷六指琴魔下載愛讀書、飽讀詩書的人。

            讀書是暗功夫,是為一個人插上“隱形的翅膀”。寫作更是受閱讀的影響。汪先生專門寫讀書的文章並不多,大概隻有《開卷有益》《讀廉價書》《談讀雜書》《書到用時》等數篇。從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閱讀史及對讀書的態度,主張隨性讀書、讀雜書等。

            本文所涉書單不是汪先生書房中的書,而是常見於其筆下、那些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書。梳理一下大致可分四類:傳統文化、外國文學、雜學、民間文學。筆者試著從這方面入手,走進他的閱讀世界,探討閱讀與寫作在汪先生這裡有著怎樣的呈現。

            一、傳統文化類

            汪先生書畫兼擅,古典詩文隨手拈來,語言雅致精確,有“最後一位士大夫”之美譽。這源於幼年的積淀。他說自己是在“溫柔敦厚的詩教裡長大”。十一二歲時跟祖父讀 《論語》 、背唐詩;跟韋子廉先生學桐城派古文,對他所傳授的姚鼐 《登泰山記》 、方苞 《左忠毅公逸事》 、戴名世 《畫網巾先生傳》 等諸篇留有深刻印象,說自己的作品講究文氣就很受桐城派的影響。與此同時,還跟鄉賢、名中醫張仲陶讀 《史記》 。“他教我的時候,我的面前放一本《史記》,他面前也有一本,但他並不怎麼看,隻是微閉著眼睛,朗朗地背誦一段,給我講一段。初中時又跟著老師高北溟讀歸有光、鄭板橋。說歸有光“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,親切而淒婉”,跟自己的氣質很相近,“我現在的小說裡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餘韻”;說鄭板橋詩文中藹然的仁者之心,使他深受感動。

            小學、中學時代大量讀宋詞, 《漱玉詞》《斷腸詞》《劍南詩鈔》 都讀過。高中時還買過一部詞學叢書,一首一首地抄,既練書法,又略窺詞意。他說詞中的情緒應合瞭少年無端感傷的心,“到現在我的小說裡還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。”

            除瞭幼年時的傢傳、中學時代的熏習,待到瞭大師雲集的西南聯大,汪曾祺更是接受著傳統文化的深深浸染。他對面向新生的通識課 《大一國文》 大加嘆賞,認為選文獨具匠心。 聞一多先生的唐詩、楚辭課,朱自清先生的宋詞,唐蘭的“詞選”,王力先生的“詩法”課,楊振聲先生的“漢魏六朝詩選課”,另還有左傳、史記、杜詩諸課,都對年輕的汪曾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。

            讀過的書籍不經意間就出現在他的筆下。比如在談到文學創作的語言問題,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讀過的書:說 《史記》 裡用口語記述瞭很多人的對話,很生動;說 《世說新語》 以極簡筆墨摹寫人事,“全書的語言都很講究”,記錄瞭很多人的對話,寥寥數語,風度宛然;說 《陶庵夢憶》 的語言生動,有很多風俗的描寫。在創作談中他也常建議年輕人多讀一些古曲作品,這實在是其經驗之談。

            二、外國文學類

            汪曾祺接觸外國文學是在上大學前。高三時為避戰亂,躲在鄉下的庵中,隨身所帶是 《沈從文小說選》 和屠格涅夫的 《獵人日記》 。日後他曾說這兩本書改寫瞭他的人生,引他走向文學道路,“屠格涅夫對人的同情,對自然的細致的觀察給我很深的影響”(見《西窗雨》)。但大批量地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則是在西南聯大時期。

            這期間汪曾祺讀過尼采、薩特、伍爾夫、紀德等。他對巴爾紮克提不起興趣,說他總是站在讀者之上,有些欺負讀者;對托爾斯泰也不喜歡,直到四十多歲時才勉強讀瞭 《戰爭與和平》 ;對莫泊桑和歐·亨利也不感興趣,說他們“耍瞭一輩子結構”,但顯得很笨,實際上是“被結構耍瞭”。他鐘情於契訶夫、阿索林、海明威等,說契訶夫按照生活的樣子寫生活,喜歡散文化的結構,喜歡他把文字丟來丟去的,這正是他的現代性所在;說阿索林的小說“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,安安靜靜的,同時又是活潑的、流動的”。他喜歡長篇 《尤利西斯》《追憶似水年華有道翻譯》 等意識流式的小說,說《追憶似91app最新版水年華》“纖細、飄飄忽忽”,還曾“野心勃勃”地打算寫個像這樣的自傳性的長篇。

            青年時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現代主義、意識流的影響,那時寫就的小說《復仇》和《小學校的鐘聲》,就有意識流的味道,很空靈。曾有人認為他的小說是有點“洋”的,應是指這一時期的作品。

            寫於1992年的散文《西窗雨》,可說是汪先生自陳外國文學對他的影響及他對外國文學的態度。他認為年輕人寫東西要多嘗試,濃麗華美都不為過,不要一開始就流於平淡。但他也主張,要回到現實主義,回到民族傳統,要納外來於傳統,融奇崛於平淡。想來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。

            三、雜書類

            北京有個青年問他:“你的修養是怎麼形成的?”他說:“古今中外,亂七八糟”,並勸這個年輕人要廣泛地吸收。

            汪曾祺讀雜書的興趣大概始於十一二歲,那時他看瞭傢中所藏的 《嶺表錄異》《嶺外代答》 ,就對筆記、遊記類的書產生瞭濃厚興趣。“這一類書的文字簡練樸素而有情致,對我作品的語言風格是有影響的”(《開卷有益》)。《嶺表錄異》是本地理雜記,為唐人劉恂所撰,記述嶺南異物異事,尤其是各種魚蝦、海蟹、蚌蛤的形狀、滋味和烹制方法,嶺南人喜食的各類水果、禽蟲也有記述;《嶺外代答》為宋代地理名著,記載瞭宋代嶺南地區(今兩廣一帶)的社會經濟﹑少數民族的生活風俗及物產資源﹑山川﹑古跡等情況。

            汪曾祺在江陰南菁中學讀高中時,常逛書攤,買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書。多是供人消遣的筆記小說、雜書類,如 《子不語》《夜雨秋燈錄》《續齊諧記》 等,還有餘澹心的 《板橋雜記》 、冒辟疆的 《影梅庵憶語》 等。

            西南聯大的翠湖圖書館、系圖書館、茶館都留下他深夜苦讀的身影。從 《南昭國志》 到福爾摩斯,逮著什麼看什麼,甚至讀過講驗屍的 《宋提刑洗冤錄》 等等。

            聯大畢業後在上海的兩年,他常和黃裳等人逛舊書攤,買過掃葉山房的 《景德鎮陶錄》 、張岱的 《陶庵夢憶》 及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 《董解元西廂記》 等雜書。 《董西廂》 對他影響很大,常在文章中引以為例:“董解元把韻文運用得如此熟練,比用散文還要流暢自如,細致入微,神情畢肖。”(見《小說筆談》)

            歸納一下,汪先生所讀雜書大約可分為遊記類、草木蟲魚類、飲食類、風俗節令類幾大塊,而這也多能對應到他的創作上,他的散文也大致分為這幾類。

            前文提到,汪先生喜歡遊記類散文。他本人也喜歡到各處遊歷,據有心人統計,中國的省份他大概隻有一個青海沒去過。所到之處也多留有文字,像《滇遊新記》《天山行色》《湘行二記》《初訪福建》等皆是。

            草木蟲魚類文章也深為汪先生所喜歡。吳其浚的 《植物名實圖考長編》 他多次提及,還在小說《晚飯花》的開頭引用瞭原文。鄉人王盤的 《野菜譜》 也甚得其心,給予很高的評價,說其有“人民性”。他常看法佈爾的 《昆蟲記》 ,說從中知道知瞭是個聾子,著實高興。為寫瓢蟲,他曾專門寫信給好友朱德熙,請後者幫忙推薦一位昆蟲專傢以便請教,還借來《中國經濟昆蟲志·鞘翅目·瓢蟲科》一書並通讀一過。肯在這種書上花心思,自然也反映在創作中,這一類散文在汪曾祺創作中也占有一定比重。

            汪曾祺大學時代就讀過元人食譜 《飲膳正要》 ,甚至還饒有趣味地研究驢皮的制作。 《隨園食單》 必也讀過,他曾批評袁枚隻會吃不會做。為寫一篇《宋朝人的吃喝》遍檢 《東京夢華錄》《都城紀勝》《百度西湖老人繁勝錄》《夢粱錄》《武林舊事》 諸書,都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、魚翅、燕窩的記載,遂得出吃這種滋補性的高蛋白的海味,大概從明朝才開始的結論……汪先生的談吃散文,寫得活色生香、搖曳多姿,更為難得的是文化趣味,不是僅憑多吃幾回的所謂美食傢所能為。

            汪先生的很多作二級做人愛視頻一品就像是一幅幅動人的風俗畫卷, 《大淖記事》《歲寒三友》《受戒》 等莫不如是。有評論傢稱其小說中有風俗畫,他自己也不否認。他喜歡看風俗畫,也愛看各種講風俗的書。張擇端的 《清明上河圖》 他細細看過,那些講風俗的書 《荊楚歲時記》《一歲賀聲》 都愛翻翻,放在手頭經常看的是 《東京夢華錄》 (外四種——《都城紀勝》《西湖老人繁勝錄》《夢粱錄》《武林舊事》),認為“這樣把記兩宋風俗的書匯成一冊,於翻檢上極便,是值得感謝的”。像宋元筆記中 《夢溪筆談》《容齋隨筆》 他都很感興趣,最感興趣的是那些有關各地民俗的記敘。

            汪曾祺這樣定義風俗:“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”,風俗“反映瞭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,對‘活著’所感到的歡悅”。他還說:“風俗中保留一個民族的常綠的童心,並對這種童心加以聖化。風俗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。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。”對風俗有這麼高的評價,對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濃鬱的風俗風情就不難理解瞭。

            四、民間文藝類

            汪曾祺先生筆下汪洋恣肆的雜傢氣象,除瞭他博采雜書的原因,還有民間文藝的浸潤。當然這源於他獨特的經歷。1950年代他在《說說唱唱》《北京文藝》《民間文學》等刊物做編輯,還因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風收集民歌,這讓他有機會接觸閱讀大量的民間文藝作品。“語言文化的來源,一個是中國的古典作品,還有一個是民間文化,民歌、民間故事,特別是民歌。因為我編瞭幾年民間文學,我大概讀瞭上萬首民歌,我很佩服,我覺得中國民間文學真是一個寶庫。”(《小說的思想和語言》)他曾說過:“敦煌變文、《雲謠集雜曲子》、打棗桿、掛枝兒、吳歌,乃至《白雪遺音》等等,是野菜。因為它新鮮。”(見《四方食事·野菜》)這是汪先生對民間文藝的態度。

            正因有著這樣的淵源,汪先生對民間文藝造詣很深。早在50年代就寫過《魯迅對於民間文學的一些基本看法》,發表於《民間文學》1956年10月號。“文革”之後,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小說,而是有關甘肅民歌的論文《“花兒”的格律》,還寫過《讀民歌札記》《我與民間文學》等。他說過:“我甚至可以武斷地說,不讀一點民歌和民間故事,是不能成為一個好小說傢的。”(見《兩棲雜述》)這麼強調民間文藝,實在是他的“現身說法”。

            汪先生和戲曲的緣分也深,年少時學唱青衣,上大學唱過昆曲, 60年東風標致代以後開始在北京京劇團做編劇,一做二十多年直至離休。這些經歷都讓他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戲種。而戲曲也是民間文藝的主要形式。汪先生在編劇上頗有建樹,不僅創作瞭諸如《一匹佈》《裘盛戎》《一捧雪》《大劈棺》等文學性極強的劇本,還寫瞭不少戲曲方面的理論文章,被徐城北譽為“一腳梨園一腳文壇”。他自己也認為戲曲對其文學創作有著較大影響,有人說他的小說有“音樂感”,他認為這與會唱幾句京劇天龍八部、昆曲,寫過幾個京劇劇本都有關系。

            本文首發於《光明日報》

            作者:段春娟,山東財經大學副編審

            汪曾祺書單

            一、傳統文學

            《論語》《登泰山記》《左忠毅公逸事》《畫網巾先生傳》《史記》《漱玉詞》《斷腸詞》《劍南詩鈔》《大一國文》《世說新語》《陶庵夢憶》

            二、外國文學

            《獵人日記》《尤利西斯》《追憶似水朗讀者年華》

            三、雜學

            《嶺表錄異》《嶺外代答》《子不語》《夜雨秋燈錄》《續齊諧記》《板橋雜記》《影梅庵憶語》《南昭國志》《宋提刑洗冤錄》《景德鎮陶錄》《陶庵夢憶》《董解元西廂記》《植物名實圖考長編》《野菜譜》《昆蟲記》《飲膳正要》《隨園食單》《東京夢華錄》《都城紀勝》《西湖老人繁勝錄》《夢粱錄》《武林舊事》《大淖記事》《歲寒三友》《受戒》《清明上河圖》《荊楚歲時記》《一歲賀聲》《東京夢華錄》《夢溪筆談》《容齋隨筆》

            四、民間文學

            《雲謠集雜曲子》《白雪遺音》